1983年我家刚有一台大连产的星海牌黑白14寸电视，至今保存还能看,84奥运会给我留下很深印记；07年我家有了日本索尼牌液晶超薄数字电视彩色42寸,08奥运会我尽情享受。

从84年洛山基奥运会到08年北京奥运会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可谓是认识世界、走向世界、迎接世界的过程，我的人生观也开始包容世界、欣赏世界。

正是电视使我对萨马兰奇与罗格两位奥委会主席比较熟悉，我认为他们共同特点都是语言天才。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1920—+∞）

简历

1920年7月17 出生于巴塞罗那大企业家庭

1966年 获选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

1968-1975年 担任礼宾部门负责人

1970-1978年 担任执行委员

1974-1978年 担任副主席

1980年 担任主席迄今

生平事迹

　　西班牙社会活动家，精通西班牙文、法文、英文等多国语言。曾任大学经济学教授、数家银行的董事、巴塞罗那体育负责人、巴塞罗那副代表、西班牙国家体育教育及运动代表、巴塞罗那代表，西班牙驻苏联、蒙古大使。曾从事曲棍球、拳击、足球等运动。在西班牙奥委会曾担任委员、第一副主席、地中海运动会筹委会副主席、西班牙滑冰协会理事长，一九五六年冬季奥运会、一九六○年罗马及一九六四年奥运会西班牙代表队总领队，国际赛艇总会会长。

　　他喜爱收藏艺术品、体育邮票。1982年12月，国际奥林匹克集邮爱好者联合会成立，被选为该会主席。喜好收集运动邮票。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先生当选主席后，即将布伦戴奇时代完全封闭的组织，大力改革为开放机构，使这一国际组织变得空前活跃而更富生命力。并面对现实取消所谓的业余规定，并依托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运动组织、各国家奥委会三大支柱，共同将奥林匹克推向新的纪元，使奥运会成为全球水准最高的体育赛会，主办奥运会的城市也代表了至高无上的荣誉，以及无限的商机。

　　国际奥委会在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领导的十九年中，成为全世界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最富有的国际组织。

雅克·罗格（1942－+∞）

简历

1942年5月2日出生于比利时

1989年 任欧洲奥委会主席

1991年 以来担任国际奥委会成员

2000年 奥运会总协调

生平事迹

　　出生于1942年5月2日的他曾是一位水上运动员，具有神奇色彩的是，他还曾入选过比利时国家橄榄球队。退役后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他还同时是位语言天才，精通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罗格与国际奥委会的缘分从他在1989年出任欧洲奥委会主席后正式开始。1991年进入国际奥委会后，罗格的“全能素质”得到越来越多的展示与发挥。1998年当选为执委的他逐渐成为了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面前的一位红人。

　　以“廉洁先生”形象出现在国际奥委会的罗格还是缩小奥运会规模的最大支持者，在他看来，奥运会耗资太大，缩小规模理所当然，否则有朝一日奥林匹克运动将进入误区。不过作为2000年悉尼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他在前者的成功举办中赢得了声誉，却又在对后者存在问题的处理上给人感觉缺乏应有的魄力。

教师今天开始上班了，学校人事变动挺大。这次变动是我工作15年来经历的最大一次：一人回归、三人辞职、三人调走、调进25人，新调来的老师遍布9所学校，其中8名东北师大应届毕业生。

这些变动中最令我关注的是两个人事变化：曾经追求过我的香香主任调到另外一所学校当副校长；大学里我曾经暗恋过的京京老师调到我们学校任教。

香香主任大我三岁，一所师大优秀毕业生，学化学的，人长的挺好，膀大腰圆,一看这长相学生就不敢惹她,只是太家长气了。提起她追求我的背景那可有内容了，需漫漫回忆......

当时的校长是她的伯伯,她正处在失恋期,以前的男友高攀把她给甩了,原因是当时大连开发区刚起步,道西是开发区,道东是农村,有门路的都往道西走,而道西只有一所中学,他们教的学科又相同,老教师都这样对我讲,不知是真还是假.

正处在痛苦之中的她经仙人指路,认定新男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会是谁呢?我竟成了她的转世灵童!

我刚毕业,思想还不成熟,当时非常矛盾,可以说是不知所措,

我是那种瘦弱男子,不仅身体瘦弱,而且思想也不坚强,我的理想是做一名优秀的物理教师,我的学生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即可,没想过借机发达,虽然有人这样指点过.其实更多的还是内心的脆弱,怕学生们讲三讲四,怕舆论说我找个管家婆等等......

那一段时间使我感觉爱一个人很难,拒绝一个人更难!我曾用过借朋友的女朋友做挡箭牌的策略!......

临走时，香香同每一个同事都握了手，也同我握了手，眼泪含眼圈,我的眼眶也有些湿润......

......

京京老师小我一岁，和我在同一所大学就读那种两年制大专，专业数学、擅长体育，人长的瘦长,大学运动会经常能见到她健美身姿，记得那时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准备向她表白,却再也没能见到她的身影,就连她的名字还不清楚.

也许朋友们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四期间我选择到一所偏僻的农村学校实习，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那里竟然遇到了她。这才知道她已经毕业了，就分在这所学校。后来，京京老师也调进开发区。但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她坚持去贵州支教，这种执着谁也拦不住。临走之前我给她打过电话，什么时间回来的不清楚。一晃十年没联系了......

这次见面她老了很多，虽然至今还没结婚，但不再是当年那个清纯靓丽的女孩子了......

 山不转水转,万水千山总是情!想不到我们现在成了同事......

一整天的工作都处在心神不宁之中，淡淡的思念、若隐若现的回忆——写意人生！难道只有虚无缥缈的东西才是最美好的吗？

真挚的情感世界与真实的现实生活同样美好！它们都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

妻子越来越胖、孩子已上初一、中华俊捷伴我周末旅行、学生越教越多、工资越涨越高——明天会更好！

选择学会忘记、摄取美好瞬间、留存永恒记忆。

待完善

贝聿铭与矶崎新两为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不求学术著作之数量而不朽的实践作品佐证其大师风采，矶崎新日籍建筑设计大家却无自己的家。这两位大师都有人生追求的主体，是我写这篇博文的目的。

贝聿铭（Ieoh Ming Pei）（1917-） 美籍华人建筑师，生于广州，其父是中国银行开创人之一贝祖怡。10岁随父亲来到上海，18岁到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于1955年创建建筑事务所,1990年退休。

风格

作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建筑“巨匠”，他被人描绘成为一个重视于抽象形式的建筑师。他喜好的材料包含石材、混凝土、玻璃和钢。

作为20世纪世界最胜利的建筑师之一，贝聿铭设计了大量的划时期建筑。贝聿铭属于实践型建筑师，作品很多，论著则较少，他的工作对建筑理论的影响根本局限于其作品本身。

简介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生于广州。1918年其父亲出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贝氏在香港渡过他的童年。1927年父亲调职举家搬至上海。初中就读上海青年会中学，高中毕业自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后来赴宾州大学攻读，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画图的天赋而转读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贝氏埋首于图书馆，努力吸收欧洲近代建筑相关的资讯，柯比意的作品是他最醉心的，日后贝氏作品所浮现的雕塑性 ，就是深受柯比意的影响。1939年毕业。

在贝氏早期的作品有密斯的影子，不过他不像密斯以玻璃为首要建材，贝氏采用混凝土，如纽约富兰克林国家银行，镇心广场住宅区，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到了中期，历练累积了多年的经验，贝氏充足掌握了混凝土的性质，作品趋向于柯比意式的雕塑感，其中当以全国大气钻研中心，达拉斯市政厅，等皆属此方面的经典之作。贝氏摆脱密斯风格当属甘乃迪纪念图书馆为滥觞，几何性的平面取代规规则矩的方盒子，蜕变出雕塑性的造型。后来有机遇贝氏身为齐氏威奈公司专属建筑师，从事大尺度的都市建设案，贝氏从这些开发案获得对土地运用的名贵经验，使得他的建筑设计不单斟酌建筑物本身，更关切环境提陹到都市设计的层面，着重创建社区意识与社区空间，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当属费城社会岭住宅社区一案，而他们所接管的案子以办公大楼与聚集住宅为主，贝氏后来取得齐氏集团的协议于1955年将建筑部门改组为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开端独立执业，事务所共从事过114件设计案，其中66件是贝氏负责。

建筑交融自然的空间观念，主导著贝氏一生的作品，如全国大气钻研中心，伊弗森美术馆、狄莫伊艺术中心雕塑馆与康乃尔大学姜森美术馆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内庭，内庭将内外空间串连，使自然融于建筑。到晚期内庭依然是贝氏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帷在伎俩上更着重再自然光的的投入，使内庭成为光庭，如香山饭店的常春厅纽约阿孟科IBM公司的入口大厅，香港中国银行的中庭，纽约赛奈医院古根汉馆，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与比华利山庄创意艺人经济中心等。光与空间的结合，使得空间变革万端，“让光线来作设计”是贝氏的名言。

身为现代主义建筑巨匠，贝氏的建筑物四十余年来始终秉持著现代建筑的传统，贝氏坚信建筑不是流行风气，不可能时刻变把戏取宠，建筑是千秋大业，要对社会历史负责。他连续地对形式，空间，建材与技术钻研探讨，使作品更多样性，更优异。他从不为自己的设计辩说，从不自己执笔阐释解析作品观念，他觉得建筑物本身就是最佳的宣言。综合贝氏个人所获的的首要奖项包含1979年美国建筑学会金奖，1981年法国建筑学金奖，1989年日本帝赏奖，1983年第五届普利兹克奖，及年里根总统颁予的自由奖章等等。

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的封笔之作：苏州博物馆新馆

建筑作品

1956年 - 1963年 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台湾台中市

1961年 - 1967年 国家大气钻研中心，科罗拉多州 Boulder

1962年 - Place Ville-Marie， 加拿大蒙特利尔

1968年 - 1974年 基督教科学中心，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

1968年 - Everson Museum of Art，纽约州 雪城

1969年 - Cleo Rogers Memorial Library，印第安纳州 哥伦布

1969年 - 1975年 John Hancock Center，伊利诺斯州芝加哥

1971年 - Harbor Towers

1972年 - 达拉斯市政厅 美国德州达拉斯

1973年 - 约翰逊艺术馆, 康乃尔大学，纽约州Ithaca

1974年 - 1978年国家美术馆东馆，华盛顿

1976年 - 罗彻斯特大学Wilson Common, 纽约州罗彻斯特: 纽约时报选为当时全美最佳的前十大学生运动中心建筑

1977年 - 汉考克大厦，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当时单块玻璃面积最大的全玻璃幕墙建筑，由于当时玻璃幕墙的技术不够成熟，大厦建成初期曾经涌现过玻璃脱落的事故，后经过技术改进得以解决。

1978年 - 1982年 印第安纳大学美术馆，印第安纳州Bloomington

1979年 - 1986年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纽约州纽约市

1981年 - JP摩根大楼，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1982年 - 香山饭店，中国北京

该饭店是中国革新开放后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第一件作品，也掀起了中国建筑界对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大讨论。

1982年 - 1990年 中银大厦，香港

当时的香港第一高楼，建筑面积是诺曼·福斯特设计的香港汇丰银行的两倍，而造价不及其五分之一。

1985年 - 威斯纳馆（Wiesner Building），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麻州波士顿

1989年 - 卢浮宫扩建工程，法国巴黎

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事念巴黎十大工程之一，也是唯一一个不是经过投标竞赛而由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委托的工程。

1990年 - 德国历史博物馆新翼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德国柏林

1995年 - 中国银行总行，北京

1996年 - 1997年，美秀美术馆（Miho Museum），日本滋贺县甲贺市

1998年 - 摇滚音乐名人堂，俄亥俄州 克利夫兰

2002年 - 苏州博物馆，中国江苏苏州

2004年 - 中国驻美大使馆，华盛顿特区

2006年 - 澳门科学馆，中国澳门

    新苏博由85岁高龄的世界著名博物馆建筑设计师、苏州人贝聿铭先生设计，这是他在中国设计的第一座博物馆，贝先生可能出席10月份的新馆奠基仪式。

    新苏博将建于历史保护街区范围内，紧邻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平天国忠王府，占地面积约10750平方米，采用地面二层，地下一层建筑。包括书画厅、两塔瑰宝厅、明清工艺厅、吴文化厅和临时展厅，并且设有书店、影视厅、多功能厅、贵宾厅、观察室、书画装裱室、文物修复室、陈列设计部、考古部和一个近千平方米的地下库房、面积达570多平方米的图书馆。

　　新馆正门面对东北街，穿过一座特别的玻璃金属天棚搭成的入口，便进入壮观的大厅。这个拥有八个角的大厅是通过对传统的苏州及中国古典建筑要素的几何形状进行转换而来，构思巧妙，大块面的玻璃门窗与天棚使内景外景浑然一体，自然采光的八角型大厅将游客引入博物馆各展区，设在大厅二楼的字画展区，高高的墙面为展示字画长卷提供了背景，现代美术作品展设在博物馆东边的特别展区中。恢复原貌的忠王府将展示丰富建筑遗产以及一些无需高档展示空间的艺术品，如家具和雕塑等。各展厅设计重点突出了苏州丰富的艺术和文化传统，建成后将成为苏州新世纪最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让我们期待这座承载苏州2500年厚重文化、具有现代化色彩的雄伟建筑早日问世。

矶崎新是现代主义建筑向后现代主义建筑过渡中有力的实践者、思想者和推动者。 1931年,矶崎新出生在日本大分市

矶崎新不仅是建筑师,还是雕塑家、艺术家、思想家。他自称世界公民,朋友满天下,从三宅一生、约翰·列侬、小野洋子、...所以想理解矶崎新,得先理解那些“未建成”的作品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有很多，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公平。

            人生不如意常十八九，要让自己快乐，就必须给自己减压，减压的好方法就是学会忘记，人生需要能拿得起，有时候放得下更重要。佛经里有个小故事，说小和尚和老和尚一起去化缘，小和尚毕恭毕敬，什么事都看着师父，走到河边，一个女子要过河，老和尚背起女子过了河，女子道谢后离开了，小和尚心里一直想着，师父怎么可以背那个女子过河呢？但他又不敢问，一直走了20里，他实在憋不住了，就问师父，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背那女子过河呢？师父淡淡地说，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可你却背了她20里还没放下。

    大和尚的话充满禅意，仔细想想，也是人生的道理。人的一生像是一次长途跋涉，不停地行走，沿途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风景，历经许许多多的坎坷，如果把走过去看过去的都牢记心上，就会给自己增加很多额外的负担，阅历越丰富，压力就越大，还不如一路走来一路忘记，永远保持轻装上阵。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时光不可能倒流，除了记取经验教训以外，大可不必耿耿于怀。

    乐于忘怀是一种心理平衡，需要坦然真诚面对生活。有些人能够忘记失意时的尴尬和窘迫，却对顺境时的得意津津乐道，岂不知成功和失败一样会留在过去，老是沉湎过去不能释怀，常常说我年轻那会如何如何，拿昨日黄花当眼前美景，让过眼烟云在心头永留，沾沾自喜，自鸣得意，陷自己与虚妄之中，便会不思进取，裹足不前。英雄不提当年勇是有道理的。而反复咀嚼过去的痛苦，永远一脸的苦大仇深就更不足取了。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如果你为失去太阳而哭泣，你也将失去星星。”为鸡毛蒜皮斤斤计较，为陈芝麻烂谷子耿耿于怀，只怕心灵之船不堪重负，记忆之舟承载不下，会让痛苦的过去牵制住未来。一句老话说得好：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老是念念不忘别人的坏处，实际上深受其害的是自己，既往不咎的人，才是快乐轻松的人。

    忘记需要选择，有些人有些事在你的一生中是无法忘怀的，也不该忘怀。阿拉伯著名作家阿里，有一次和吉伯、马沙两位朋友一起旅行。三人行经一处山谷时，马沙失足滑落。幸而吉伯拼命拉他，才将他救起。马沙于是在附近的大石头上刻下了：“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救了马沙一命。”三人继续走了几天，来到一处河边，吉伯跟马沙为一件小事吵起来，吉伯一气之下打了马沙一耳光。马沙跑到沙滩上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打了马沙一耳光。”当他们旅游回来后，阿里好奇地问马沙为什么要把吉伯救他的事刻在石上，将吉伯打他的事写在沙上？马沙回答：“我永远都感激吉伯救我，我会记住的。至于他打我的事，我只随着沙滩上字迹的消失，而忘得一干二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牢记别人对你的帮助，忘记别人对你的不好，这才是做人的本分。

    许多人喜欢这样一首白话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记住某些事某些人，忘记某些事某些人，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洒脱人生，心无挂碍，你便会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

习近平和彭丽媛这对夫妻，一个是中国的政坛新星，刚刚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少将歌唱家。两人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组成的家庭会是怎样的呢？

    彭丽媛15岁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18岁参军到总政，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攻读大专、本科直至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我国声乐专业最高学历)。她是国家一级歌唱演员，全国政协委员。

    20余年的舞台生涯，彭丽媛为什么总是光彩照人，有什么秘诀？她坦言道：“这跟我的家庭有关，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心有磨难的话，我能有这个光彩留给大家吗？”对于事业和家庭，彭丽媛的态度很鲜明：“一个女人，事业和家庭都很重要。若叫我为事业，不要家庭、不要孩子，我觉得不可以理解。家庭是女人的靠山，是平静的港湾。我的家庭，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一个普遍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彭丽媛原以为自己熟悉农村生活，吃过不少苦。可未想到，习近平经历过的生活比她更苦。

    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6月，祖籍陕西富平。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中，习仲勋是第一批受冲击的干部，而这个家庭也是“文革”中被冲击的第一批干部家庭之一。1969年1月，习近平插队落户到陕西省延川县一个名叫梁家河的小山村，直到1975年回北京上大学。

    大学毕业后，习近平被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担任耿彪同志的秘书。

    在陕北农村时，当地的老百姓有空就爱跑到习近平的土窑里，听他侃大山。习近平给父老乡亲讲大山外的世界，讲古今中外的事。村里人深深地爱上了他，老老少少都喜欢找习近平聊天。

    习近平酷爱学习，白天干一天活，深夜还要在煤油灯下读书，读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书。

    1972年8月，习近平作为知青积极分子，被延川县抽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路线教育”。1973年冬天，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社员到寨子渠打坝，当时天寒地冻，打坝的河渠里冰块很厚，不处理掉，坝基不稳，春天一融化，坝就塌了，会劳民伤财。工地上，习近平做了下渠挖冰块的动员，可是寒冷刺骨，社员们没有行动。习近平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冰水里往外搬冰块。干了一阵，群众感动了，纷纷脱掉棉袄、棉裤下水干了起来。

    习近平带领社员们日夜奋战，给村里打了十几个土坝，治理了好几条烂沟。习近平还给社员们大办沼气，解决烧柴问题。当时，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曾专门到梁家河召开推广现场会。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上清华大学，临走时，家家户户都请他吃饭。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没上山干活，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送他上路，送了十多里，社员们还在送。习近平哭了，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想走，就在这里扎根农村一辈子吧。”一个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农民大声对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就有条件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没有人管我们的饭。为了我们将来看北京，你非得走。”之后，送行的社员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些。但十几个年轻人一直步行60华里送习近平到县城，晚上又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习近平带着社员们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

    那是山里人第一次照相，用了5.50元钱。习近平付钱时，社员们不让，你三角他五角就凑够了。

    很多人认为，作为高干子弟的习近平身上却有一种“平民情怀”，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

    有的人朝夕相见相知甚浅，有的人初见一面就相见恨晚。彭丽媛和习近平就属于后者。本来，彭丽媛最不喜欢那种媒妁之言介绍式的恋爱婚姻。她想象中的爱情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浪漫。在她的心灵深处，意中人既有清贫的书香之气和质朴无华，又有寒门天才的自信与傲骨。然而，她自己也没料到，命运安排给她的伴侣却是一个高干子弟。

    1986年底，朋友给彭丽媛介绍了个对象。当听说此人在厦门工作时，彭丽媛说：“两地分居怎么办？”她本不想接触，但听朋友说此人“出类拔萃”时，才答应见见面。当时彭丽媛已在歌坛拥有一席之地，且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早在1982年她就已参加中央电视台第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获得满堂彩。

    见面当天，彭丽媛故意穿条大军裤到朋友家中。她有意考验一下对方是否只重外貌。一见面，彭丽媛心灰意冷，对方土里土气不说，还非常显老。谁知那人一开口就吸引了她。他不问“当前流行什么歌”、“出场费多少”之类，开口便问：“声乐分几种唱法？”彭丽媛回答后，他又问：“很对不起，我很少看电视，你唱过什么歌？”“唱过《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哦”了一声，“这歌我听过，挺好的。”也许这就是心有灵犀。女友在楼下喊她，她没有走。她不仅同他谈了很久，还和他约定了下次“不见不散”。彭丽媛说：“当时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我心中的他吗？他纯朴又很有思想。’后来他告诉我，‘和你相见不到40分钟，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妻子了’。”

    第二次握手，两颗心更加被对方强烈地吸引着。他为她的执著、纯朴、善良而倾心；她为他的深刻、坦诚、顽强、也为他的事业心而倾慕。习近平坦诚地告诉她：“我从事行政工作，很可能一天十几个小时都不能顾及家。”彭丽媛说：“事业搞好了，家庭才能搞好，两者相辅相成。”谈历史，谈现在，谈中国，谈国外，谈生活，谈追求。临别时，他深情地对她说：“虽然我们都受过很多苦，但是我们都保持了原有的纯真和善良，希望再次相见……”

彭丽媛（资料图片）

    彭丽媛在心头默默地以心相许。后来，家庭出现了一些阻力。彭丽媛的父母不愿女儿嫁给高干子弟。他们认为高干子弟中不乏纨绔子弟，不想攀高结贵，更不愿女儿受委屈。习近平安慰彭丽媛：“我父亲是农民的儿子，很平易近人。我家的孩子找的都是平民的孩子，况且家庭不能跟我们一生，我会向你父母解释清楚的，他们会接受我的。”

    1987年9月1日，彭丽媛和习近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身在京城的彭丽媛接到远在厦门的习近平的电话，几句话商定后，她到单位开了张介绍信，坐上飞机直飞到厦门。一下飞机，习近平就带着她到照相馆去拍结婚快照。负责结婚登记的工作人员登门服务，到家里给他们办结婚证。接着习近平给市长汇报，市长立即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发出电话邀请：“晚上7点，集合吃饭。”

    晚上7时许，新娘新郎准时恭候，迎接客人。市政府秘书长先到，他认出了彭丽媛。秘书长与习近平握手时不解地问：“她怎么来了？”习近平说：“她是我爱人。”同事们陆续来了，望着墙上的大红“喜”字，再相互瞧瞧，都有些纳闷。习近平又忙着介绍：“这是我的爱人彭丽媛。”这下热闹了，“好你个老习，你真能当保密局长了。”“搞得我们喝着喜酒还不知你和谁结婚……”

    新婚第四天，彭丽媛飞回北京参加全国艺术节，接着又出访加拿大、美国。新婚后的第一次小别就是两三个月。

    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总是聚少离多。习近平先是从厦门市副市长岗位上调任闵东宁德地委书记，后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11月又调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3月，任上海市委书记。重任在身，他不能常常回北京来；而彭丽媛的工作单位在北京，也不能常常到丈夫身边去，两人一直过着当代牛郎织女的生活。可做丈夫的从不挑理儿，相反，他在生活中总是对彭丽媛说：“国家培养你那么长时间，尤其是部队培养你那么多年，已形成了这个状况——许多观众都离不开你，我不能让你为了我马上离开舞台，那样也太自私了。”彭丽媛很少对家庭付出，而习近平也要求不高，所以他们结婚后，心态一直都是平衡的。

    他们工作性质不同，但相互之间总能找到契合点。他搞行政，她当歌手；他研读政治、哲学书籍，她博览艺术、文学作品。习近平对彭丽媛不仅有丈夫的体贴和照顾，还有着师长般的关怀。“或许是年龄差距的缘故，他待我如同小妹妹。我认为他是所有女人心目中最称职的丈夫，女儿心目中最称职的父亲。近平很辛苦，心里牵挂着千家万户，哪里顾得上自己？有时我去看他，他还要把会议、下乡往后推，就为了有时间和我在一起。我觉得太麻烦他了，就很少回去。一回到他身边，我就给他做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像普通妇女一样，彭丽媛也操持柴米油盐，上街买菜。

    彭丽媛怀着平常心过非常平凡的生活，她从不将台上的感觉混同于台下的感觉。“近平回到家中，我从没有意识过是什么领导来了，他在我眼中，只是我的丈夫！我回到家，他也不会想什么明星、名人来啦，在他眼中，我就是他老婆！”习近平面对彭丽媛总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从未要求过彭丽媛在家做家务，伺候自己。他说：“我没有为彭丽媛的事业、生活方面操心过，也帮不上忙。因此，我怎么能反过来要求她做这做那呢？只要她一切都好，在家干不干家务，我都高兴。”

    彭丽媛拿到硕士学位那天打电话告诉习近平，“是吗？”电话那头是习近平不紧不慢的声音：“你赶紧回来吧！”彭丽媛问：“怎么不祝贺我？”他说：“有什么好祝贺的？我这里有一大批硕士，还等着分配工作呢。”

    习近平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每次彭丽媛到他那里，他从不声张，很多可以携夫人一起前往的场合，也都不让彭丽媛参加，说：“成天带着老婆，别人会说闲话，影响不好。”习近平对彭丽媛的要求更是严格，他曾与她约法三章：“我是党员干部，你可不能走穴。”彭丽媛严格遵守。

    “近平是个很好的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摆架子。他的同学有的出国成了富翁，他有条件出去，但他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做人民的公仆。所以，我不能让丈夫放下五百万父老乡亲的重托而为自己一个人！”彭丽媛不仅深深地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丈夫，在生活上也总是尽可能地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

    彭丽媛头一回到福建探亲，才体验到南方过冬没暖气的滋味。回到北京，她就惦记着给近平做一床棉被。街上卖的尺寸小，近平个子高，盖不住脚。她想起山东老家的棉花好，特地叫妈妈用新棉花做了一床6斤重的大棉被。

    正巧她要外出演出，先去东北，最后回到福州，她就背上鼓囊囊的大被子上路了，沈阳、长春、鞍山，走一路背一路。

    搭乘沈阳——福州的航班时，有两个旅客指着她的大被子打起了赌。

    一个说：“这人像彭丽媛。”

    一个讲：“笑话，彭丽媛能背着被子到外地演出吗?不信咱俩打赌!”

    同行的演员看着彭丽媛戴着墨镜，扛着被子的滑稽样更是一路取笑个不停，可她依然笑着说：“我彭丽媛就不能为丈夫扛回被子？！”

    到了福州，彭丽媛抱着被子颠簸了300多公里才到宁德。

    当时，习近平还在宁德当地委书记，他盖上了新被子，连声说好。

    因为晚育，彭丽媛的女儿比妹妹的孩子还小。1992年，彭丽媛临产的日子里，习近平也不能陪伴她。为了工作，他依然三天两头下乡。那段时间宁德地区遇到强台风的袭击，习近平去了抗洪抢险第一线，整整三天三夜都没回家，更不用说到医院探望彭丽媛和孩子了。

    说起孩子，彭丽媛非常动情：“当初，我希望生个儿子，近平却希望生个女儿，结果还是他如愿了。看着他和女儿在一起时喜滋滋的模样，我怎能不乐在其中？女儿很像他，也和他最亲。我带她时，她老是调皮捣蛋，可是一跟她爸爸，她就乖得像只听话的小猫。”

    他们的女儿小名叫木子，大名习明泽。“希望她将来清清白白地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说完，彭丽媛露出了母亲的满足与自豪。

蒋中正  (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 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

1887年中国黄河大水灾。黄河常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悲伤”。它既是一条创造生命、施以恩泽的母亲河又是一条暴怒的巨龙。聪颖智慧的人类留恋这片肥沃的黄土地，而滔滔黄河水似乎不满于人的执拗，依旧肆无忌惮地奔涌在中原大地上，从西汉文帝十二年到清朝道光二十年的２０００年间，共有３１６年发生黄河洪水，即不足６.５年一次。但创世界悲惨史记录的当属１８８７年春季洪灾：这年，河南省遭受暴雨袭击后，接着黄河在流经郑州市的急转弯处决口。凶猛的河水几秒钟内围住了郑州城，水深十几米，毁掉中牟城，洪峰到达古城开封时水位高达近４０米，完全淹没了开封以东数千个村镇，虽然这次水灾缺乏精确的死亡统计，但最保守的估计为１５０万人，也有学者测算为７００万人。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当地历史上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河南板桥水库垮坝，打捞到的尸体10万多具，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14万，共24万多人死亡 

周恩来  1898年 3月5日  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今绍兴市)。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1949～1976）。

1898年百日维新失利,戊戌六君子问斩;戊戌变法;宝岛台湾发生戊戌大水灾。

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6.2级地震

1976年5月29日,云南西部龙陵县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发生在20时23分18秒,震级为7.3级,第二次发生在22时0分23秒,震级7.4级。这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余震活动额度高,强度大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级强震

1976年8月16日和23日22:06:46.2,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主震之后又发生22日6.7级地震和23日7.2级地震。这次地震震感范围较大,西至甘肃高台,南至昆明

1976年中国大事记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经历了长期病痛折磨以后,阖然长逝; ——7月6日,朱德委员长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久病不治,离开我们.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相似之处:

黄埔军校时的蒋介石 黄埔军校时的周恩来

1、都爱惜人才

蒋介石和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共事过蒋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周后来是共产党军队的创始人虽然不属于同一党派，但是从目前的资料看，黄埔期间蒋对周的印象颇佳，而周对蒋也颇为尊重很难想象，如果双方没有信任，西安事变解决后，堂堂委员长能在脱身后还能遵守他对周等人口头诺言而真的化敌为友？也许二人还都有英雄惜英雄的情结例如黄埔毕业的林彪事件后，两人都因此事不约而同地流过泪而且他们都对黄埔毕业的张灵甫这样的学生格外器重周恩来甚至在70年代还召见过张的遗孀

2、都爱记日记

中年之后担负了要职的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有多年不间断亲笔记日记的习惯，其中蒋介石日记50年据说一日都不曾间断，史料价值很高；周在做总理后把台历做日记，虽然是工作记录，也是有几十本

3、都十分重视对日关系

蒋介石和周恩来青年时代都在日本生活过，我甚至觉得二人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日本民族坚韧内敛的精神底色，虽然后来共同抗日，两人均为领导抗日的主要当事人，但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和周恩来都重视对日本的修好。日本人说最感激的是蒋公的以德报怨，而周则排除重重阻力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

4、都有反省的习惯

我认为蒋和周十分重视人格慎独隐忍方面的修炼都崇尚俭朴清洁节制的生活方式二人都保持多年军旅生涯的习惯，如都不抽烟(蒋甚至连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即使是破衣服，也讲究仪容一丝不苟蒋介石日记表明蒋平时十分注重自身的反思，见艳女心动，记大过一次而周则有错立即主动做检讨相信你没有见过衣服邋遢的蒋或周的历史照片蒋的坐姿永远都是腰板挺直蒋在30年代曾经全国开展了新生活运动以促进国人养成讲究卫生等习惯而周在中学期间就有个个人修养要则，当了总理后立的家规也不少

5、危机时刻对领导都是忠心不二

在上级领导生命受到威胁的危险时刻，即使是正在和孙中山闹情绪的蒋，也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救驾，绝不观望或投机(如中山舰事件)周恩来也是这样真是板荡知忠臣，疾风知劲草哦！

6、都尊崇儒学

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尤其儒学对蒋介石和周恩来修身治国方面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周曾经对外国记者说过，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周文革批林批孔期间一度被当成党内大儒被做对立面而蒋崇尚曾国藩是人尽皆知的，另外蒋早从1934年甚至到年迈的晚年也亲自主持祭孔大典晚年则尊崇王阳明哲学，把自己居住的草山改为阳明山

穿中山装的周恩来 穿中山装的蒋介石

7、都爱穿中山装

许多照片表明，蒋介石和周恩来似乎都钟爱中山装，二人都让中山装出了名，蒋大概是怀有对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而周爱穿中山装大概是他确实喜欢中山装。

8、都是单亲抚养成人

蒋介石和周恩来祖籍都是浙江人，一个是浙江奉化，一个是浙江绍兴蒋早年丧父，母亲抚养成人周恩来母亲早逝，过继给叔父后，主要是养母抚养长大，周多次提及另外，民国四大美男有两版本，其中一个版本中蒋介石和周恩来都名列其中。

9、都算是模范丈夫

蒋宋和周邓均均没有子女留下但二人与眷属的关系都很温馨蒋青年时在上海滩孟浪过一阵子，一生有过3次婚姻，就次数而言和同期名人相比不多，原配也是蒋母的礼物蒋后来有过陈洁如和姚冶诚一妻一妾，但都属短暂关系离异时女方似乎未见有怨言甚至宁可成全蒋对于女人，自负的蒋比起许多名人来说还算过得去，即使是大陆的影视剧也看不到蒋宋关系不和谐的场面。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宋婚姻最初被人怀疑，但是半世纪无数历史细节表明，蒋宋与周邓爱情一样，的确为中国历史上最典范的九对夫妇之一，是值得人们羡慕和尊敬的，这一点连对蒋厌恶的国母宋庆龄也承认。

10、都有一个相似的外号

蒋介石和周恩来逝世的时候，都有过民众自发沿街以泪相送的感人场面，即使是二十一世纪，二人都有庞大的FANS群体，中年以后他们二人都拥有了一个相似的中国式特有的敬称：蒋公介公；周公胡公

 

这篇博文是我读“一个国家的自残”有感

没有反对就没有支持、没有破坏就没有创建、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没有保守就没有创新、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实。一个家庭、一个集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世界都存在辨证思想。只有一种声音那只能是哀叹！

这需要行为上的包容、需要思想上的理解。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好！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英明！这就是大自然本来的和谐！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是竞争说；网开一面是辨证说；我们校长将以前下岗的教师全部招回，妥善安置这是和谐发展说。

读完“一个国家的自残”我感触很深。我将从民族内部的和谐、国家对外的开放、科技体制的创新三个角度发出我的感叹！

回忆前苏联大清洗，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党一半的成员被捕，一个政权的绝大多数上层成员被处决，一支军队的中高层军官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它是前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历史谜案成大清洗导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 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了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了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共党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蠢动。大清洗期间有165000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KGB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此处原为步兵训练基地。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洛夫。

　　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像的苦难。这个体制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须承受一切。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们】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但是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更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了救世主。这一点在很多德军的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 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 “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一种国家恐怖体制】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的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前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民族和谐篇！

（仅以此文纪念新中国发展历程中的不平凡之页）  汪洋一帆

 

“秦王扫六合，虎踞何雄哉。”这是唐朝诗人李白笔下对著名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开篇描绘。秦始皇姓嬴名政，是上古帝王颛顼的后裔，他的祖先是颛顼的孙女女修，生大费，舜赐姓为嬴。大费的后裔因有功于周王朝，封为侯爵，封邑于秦，于是有了秦国。

关于秦始皇的形象，我们在《史记·秦本纪》中读到当时大梁人尉缭对他的描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按郭沫若先生的说法，秦始皇应该是凸额、暴眼、斜脸、鸡胸驼背，而且说话的声音又高又尖。也正因为他的残疾，所以他才有着过人的残暴。秦始皇在秦昭王48年的正月出生于赵国，当时他的父亲秦庄襄王为赵国的人质。庄襄王贪图当时秦国的丞相吕不韦夫人的美貌，于是，生下了秦始皇。

自秦孝王时的卫鞅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封建社会的前例，经过秦昭襄王、庄襄王两世对秦国的治理和扩充，到秦始皇时国家已经是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了。秦始皇13岁即位时，也曾把国家大事委派给亲信大臣，但在短短的几年中，手下的大臣也有背叛内乱的情况。秦始皇掌权后，听从李斯的建议，广招贤达之士，并能信任和任用他们。为以后的统一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高度发展科学技术，使秦国的军队成为战国群雄中，军事装备最先进的王朝。我们从出土的文物，弩、箭中可以看到，机械部分是十分精密巧妙的，箭头的重量上，平均误差不超过其总重量的百分之二，箭头的角度在飞行时所受风力的阻力是最小的，在每一个箭头上还都刻有丞相李斯及监工的名字，足见当时对军事工业发展的重视。

在秦平六国之后，统一了全国的货币、衡器、文字及其所有与秦国有差异的工具。将领土分为三十六郡，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领导，防止周王朝诸侯混乱局面的发生，把中国由奴隶和封建并存的朝代完全彻底地改换成一个封建王朝。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限制思想、学术的发展，“焚书坑儒”。使先秦的先进思想、科学出现了断流，严重地影响了后世文明的发展。

秦国建立后，首先是加强对余外匈奴的防御。令蒙恬北进，追匈奴七百余里。但由于他们没有固定的定居点，剿灭起来是十分困难的。秦始皇便下大力，连接并加固秦、赵、燕国原有的防御城墙，顺着边界向西伸延，与此同时，为自己身后的陵墓进行勘测修建。

现在看来，秦始皇还是受到历史的局限，他没有更高更长远的目光，他统一全国之后，不是以发展经济和关注民生为主，而是为了自己的自身享乐，强征民夫，筑长城修陵墓。求不老丹药而东渡。导致在他去世之后，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在他创建的帝国传给秦二世的第三年，便土崩瓦解了。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结束了东周近200年的诸侯混战，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程，终止了奴隶社会的存在，把国家带进了 一个全新的封建王朝。但他对以前的文明、科学的否定，给后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先进科学技术的失传，使后世的文明发生了很大的退步。

 

毛泽东，1893年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富农家庭，他在年轻时并不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是和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而努力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加入了在当时毫无名气的党派——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为自己的理想而作出了奋斗。

我们知道的历史，是他曾经当过半年的兵，但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使他对军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奠定了他那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思想。在他领导的“秋收暴动”及其以后的“井岗会师”中，体现了他对军队指挥的初级本领。在与蒋介石的围剿与反围剿中，他从战争中学到了指挥战争、了解战役的是基本知识。就是在他受到排挤的时候，他也是以一种很积极的状态，来分析战争的走向和态势的。在他重新掌权之后，用他自己独创的理论，把那濒临灭亡的军队拉出了泥潭。

毛泽东的主要特点是有着极强的分析能力，他能在微细的变化中，敏锐地预测出未来的走向，并能及时地将它付诸于实践。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红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发现了陕北的根据地，并根据当时的国家状况，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使他领导的军队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给他的对手扣上了一顶不顾民族大义的帽子。

我们在毛泽东到达陕北以后填的一阕词——《沁园春·雪》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抱负极大的政治家，在词的前半阕中，他以一个巨人俯瞰的目光，描绘了一个跨越千里的北国冰雪天地。在下半阕里以及其傲慢的口气，将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帝王们归到一介武夫之类，并不把那些在中国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当做伟人来看待的。

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战略家，当他在陕北的穷山沟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的时候，他的眼光已经伸延到了整个的国际大舞台上了。他敏锐地分析到了同盟的联合，将是对轴心国的强烈地打击，并准确地预见到同盟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一场“百团大战”，借以对自己的实力的扩充以及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影响。

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毛泽东又以长远的目光看中了东北的战略地位。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他抢先一步，拿到了当时的重工业基地。在他的对手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逐步更换装备的时候，他意识到了他自身的处境，于是，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把北方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使他拥有了中原、华东、华北、华南及东北的广大地域。其后，又不给他的对手任何的喘息的机会，拿出了“欲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勇气，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的提议下，毛泽东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他分兵两路，对西南、西北地区的残余国民党军队进行围剿，以进一步对国家的领土完整而奋战着。

在朝鲜战争的爆发后，苏维埃以此对毛泽东的忠心进行考验。在自己的国家百废待兴、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毅然出兵朝鲜，为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进一步的突出完善。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也曾一度地退到第二线，但权利的欲望，使他难以忍受失权后的失落，盲目地做出了“大炼钢铁“、“赶美超英”的激进行为。由于人祸又赶上了天灾，使新成立的国家饿殍遍野。但他并没有总结自己的错误，而是继续地进行着防止大权旁落的保权行动，抓住了“庐山会议”的机会，把一大批劳苦功高的高级干部赶下了台。为了防止在思想、言论的对他的诋毁，他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限制思想、言论的自由，把他自己推到了至高无上的顶峰。回头看来，“文化大革命”之过，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过后，使很多原有的思想学派凋零，使很多后人忘却了五千年文明留下的精髓。

1976年9月9日，这位伟大的人物停止了对世界的观察，停止了思考，也停止了对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国家的统治。但纵观他的一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伟人，从古至今的所有帝王中，没有一个能与他比肩并立的。他从无到有，用了仅仅28年的时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政权，一个深入民心的国家。在他的身上，有着中国农民最基本、最朴实的特性，他勤劳耐苦，他视恶如仇，他的爱心又是极广。在与他的对手蒋介石的争斗中，他又把那种农民的狡猾发挥的淋漓尽致，让对手大吃苦头。他在衣食不继的时候，却能放目全球，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篇博文是我读了<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还政于民>有关报道后,联想孙中山让位临时大总统有感而发。念初中时读了《中国第一个大总统》这本书，对书中很多事件认识不足，随着历史知识的丰富，自我感觉思想有很大变化，看问题角度也有所不同，于是形成这个题目，愿与朋友们交流！

在革命与协商之间

孙中山的一生固然是革命的一生，然而，还有若干协商或议和活动，事实上，孙中山政治思维有着革命与协商的两重性，这与其独特的教育背景及对现代政治文明的体认不无关联。在致力革命时，他宁愿选择最少使用武力的措施达其目的。……外国人造成的恐惧，使他阻止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只是到了最后，他才支持这种对抗。他反对鼓励阶级斗争，也不愿意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国的不公正根源。他虽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但缺乏真正革命家所特有的冷酷。简言之，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他是一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执着的协商者，后者是对前者的一个解说。

一、20世纪初中国人对革命的误读

    “革命”，对20世纪长期在革命中度过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其含义歧见甚大，唯其如此，导致了对革命的误读。

    1.20世纪初改良派对革命的误读

    在改良派看来，革命意味着旷日持久的恐怖、流血、大乱、暴力。这一解说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以游历过欧洲的康有为为代表。他说：法国革命“大乱绵于八十余年，流血至于数千万人，不亡国几希”。中国革命不仅会重演法国革命的悲剧，且后果更惨烈。因为“我又为黄种之独国，白人纷纷，虎视逐逐，莫妙于假定乱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实。恐吾国革命之徒，虽酷毒至于极点，人理可以绝无，比罗伯（罗伯斯比尔）、马拉而倍蓰之，然必不能驱市民，当诸白之强敌也。”梁启超也附和道：“中国人与法国人，同为人类，同有人类之普通性，岂其于此而独能免之。”康有为等对革命的解说是基于他对法国大革命表征的描述，并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为佐证：“夫以革命者之必作乱也，作乱者之必无秩序无理义而争权也，其必至同志同党至亲左右展转相杀者势必不可己也。”

    康有为等对革命的解读看似无大错。法国大革命的反复与血腥及中国历史上的内乱确是事实，其对是中国一旦发生“革命”，必致“展转相杀”的预言在民国时期持续的军阀混战与中共早期革命如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得到了印证。他的误读是将近代的政治革命等同于改朝换代、“汤武革命”，忽视了政治革命在推动近代政治民主化方面的作用，而这恰恰是近代政治革命的核心。而康有为对革命即为“以暴易暴”、“汤武革命”的误读还误导了同时代的革命党人。

    2.革命党人的误读

革命派对革命的误读之一是将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简单划一。

误读之二是“革命易成论”或“革命无条件论”。改良派反复强调革命是有条件的一是国民政治觉悟的提高。黄遵宪在1902年致梁启超的函中指出：“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二是政治发展循着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的路径上升，不可跳跃。孙中山对此反驳道：“自汤武至于今，经二十余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我可以取法而为后来者居上”。既然有能力推翻专制政体，那么“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孙中山反复引证的铁证是火车的发展。“中国向未有火车，近日始兴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器物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移植固然有一定的共性，但更有差异。梁启超对此发出了有力的诘问：“我欲改良即改良之，如改恶汽车为良汽车之易易乎？”

    误读之三是“革命万能论”。

 以上误读，固然能激发革命党人的激情，但冲淡了革命的理性成份。尤有进者，此类误读是否误导了其后的共产党人暂不作定论，但共产党人对革命的理解与辛亥时期的革命派不无相通之处。共产党人的确是沿着革命无条件论和万能论推导出“继续革命的理论”，革命也由手段变成了目的，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

    辛亥革命以后围绕革命与改良的争执逐步让位于革命崇拜或唯革命主义。经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五四文化革命、国民革命及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渐渐成为国共两党毫无争议的价值判断。尽管国共两党对革命的意涵有各自的解读，但抽象的“革命”口号几乎成为进步、正义的代名词，这已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政治家来说，必须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作出抉择。在政治斗争中，国民党人、共产党人，甚至军阀都给自己贴上“革命”的标签，唯我独“革”，而对政敌则以“反革命”冠之。

    与革命相比，“协商”一词更易生歧义，尤其是对协商的价值判断。本文所指的协商包含着谈判、妥协、让步、和解、折衷、合作等含义。在中国人的经济及社会生活中，协商几乎无处不在，但鲜见有关国家权力分配的协商。在20世纪协商引起国人的关注当是武昌起义后的南北议和。早在议和之际，在革命党人内部对议和持反对意见者就不在少数，而议和后的历史发展更支持了当年反对议和者的预言。在反对者看来，正是由于此次议和断送了革命的美好前程。协商或妥协也就意味着政治失败。初尝妥协苦果的革命党人确信，中国政治前途当在于进行毫不妥协的、彻底的暴力革命，这一论断在“宋案”及袁氏的帝制活动后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二、孙中山：一个执着的协商者

    在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中充满了协商、谈判、妥协。这大概是20世纪中国“革命家”中的一个另类。他一生中的协商活动既包括与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广泛接触，也包括与国内政治对手的协商；此外，还有革命阵营内部的协商与调和。他在处理革命与协商、暴力与议和关系时，选择的天平通常是向协商倾斜。

    1.辛亥革命时期的议和

    从一般意义上讲，大清王朝是被辛亥革命的洪流冲垮的，但直面清亡民兴的历史过程，这一表述就显得过于笼统。从当时的政治生态来看，站在专制王朝对立面的除了革命党人，还有立宪派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军事集团。在推翻清廷这一点上，这三股力量有共识，但由谁来取代清王朝，三者之间又有冲突。其中最有本钱与各方（包括列强）接触对话的是袁世凯。这种政治生态也就使得清亡民兴不是一个简单的甲乙替代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协商与妥协的过程。

    武昌起义后不久，袁世凯与黎元洪间的协商就已启动。汉阳失守后，袁世凯又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斡旋停战。12月18至31日南北议和在沪开议。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的议和，南方的负责人主要是黄兴和黎元洪，但身在海外的孙中山对此有重要的影响。他在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本可立即回国，主持大局，但孙中山绕道欧洲，一路上都在设法与西方大国的政要接触，以谋求列强对革命党人及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在政治及财政上的支持。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在两条线上同时展开对话与协商，一是由黄兴等人主持的南北议和，二是孙中山与西方大国的协商，凡此与军事行动几乎是同步。所以如此固然是由于革命党没有战胜清军的绝对优势及控制全国的能力，同时不能小视孙中山个人此间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内革命党人产生的影响。

    孙中山就任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其“临时”二字固然是基于政权合法性的考量，同时也意味着孙中山先替袁世凯担当起这一角色。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统，当日孙中山在上海致电袁世凯：对于即将就任的总统一职系暂时承乏。

    孙中山就职后，一方面为夯实民国的基础而殚精竭虑，另一方面履行自己的诺言，积极与袁世凯展开和谈，以最大限度地将袁世凯就任总统后的施政纳入民主共和与法制的轨道。 要协商就有妥协，但妥协不等于投降，其中还充满斗争与讨价还价。在制度的安排（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定都（北京还是南京）、清帝退位的条件、临时大总统合法性的取得等问题上，孙中山大多能掌握协商的主动权及议和的节奏，与袁世凯进行了缜密的、有理有节的政治协商与斗争。如在大总统政治合法性的取得问题上，当时至少有三种解读：

    一是朝廷方面：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的退位诏书称：“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据此，未来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但为清廷的延续，且出自清廷的创造，这是朝廷在最后一刻所显示出的政治智慧。

    二是袁世凯：同日袁世凯对清亡民兴作了自己的解读。他在就此电告南京临时政府时声称：“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这是在凸显经他签字，才“终”帝政之“局”，“始”民国之“基”，以示其权势得自清廷的禅让。

    三是孙中山： 2月13日孙中山在向参议院“推荐”袁氏为继任者的同时提出三项附加条件：1、临时政府设于南京；2、新总统必须亲到南京受任；3、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制章程，新总统必须遵守。此举意在说明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源头。这也为日后与袁世凯的政治斗争预留了必要的空间。

    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氏为临时大总统，但南北协商并未立即结束。孙中山在袁氏的就职地点上虽作出让步，但袁氏在就职誓词中不得不宣称：“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袁世凯后来背信弃义，践踏约法，甚至称帝，公然违背当初的承诺，失去了法律与道德的支持，其失败也就不奇怪了。历史的发展有内在的逻辑，历史事件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从袁氏的败亡来看，岂能说当年的南北议和只是一纸空文，议和只是一种妥协？

    2.搁置北伐，抱病议和

    国共合作确立后，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南北再度形成对峙格局。但与辛亥革命时期相比，此次南北对峙，南方更具优势，不仅有了较为稳固的地盘，且有真正忠于自己的军队及苏俄的有力支持；而北方则多头相争，混战不止。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部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并将所部改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表现出革命的倾向。25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其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又多次电催。

    在孙中山看来，北京政变与武昌起义带来的机遇有相似之处，是又一次协商议和的良机。他认为：武昌起义是要结束帝制，建立共和制；北京政变是要结束横行十余年的军阀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判断北京政变是革命党在其中筹划的结果。

    11月4日，孙中山决定接受邀请。10日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他开出的议和条件。“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定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宜。”

在北上途中，孙中山还多次表示了对和平统一的渴望与诚意： “以后解决国事，不必要再用武力。所以我放弃西南，只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统一。”孙中山此行及所发表的言论，诚然有向北洋军阀传话，表明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愿望，并希望此举能赢得民意，迫使北方的政客与军阀放下屠刀；但同时也说明他对北方军阀政客的本质认识不清，对此次议和及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景显然过于乐观。可以说这也是孙中山一贯秉持的协商优于暴力的表现。

    孙中山抱病入京后，段、张的真面目很快暴露，北洋军阀根本不会理会孙中山提出的议和主张，并单方面召开所谓“善后会议”。面对变卦了的北方政客与军阀，孙中山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等实质性的问题上与北洋政客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然而，天不佑人，因孙中山的逝世过早地为他为之奋斗的事业遗憾地划上了句号。

三、坚持协商优于革命的三个原则

    从孙中山一生的议和与革命活动的结果来看，失败多于成功。但他却执着地坚持协商优于革命的原则，唯其如此，在于他以以下三点作为确定行动方略的重要依据。

    1.节约社会成本与民众利益优先的原则

    任何一场政治大变革社会必然要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现代政治家应当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实现社会变革的成本。孙中山一生中的革命活动、议和活动，都是出于降低社会成本与民族利益至上的考虑，而非个人权势的谋取。

    孙中山早年试图通过改良实现其政治目的，此路不通后不得不走上暴力反清的道路。孙中山在列数清廷的十大“虐政”后说：“虽然我们有理由憎恨满洲人，我们仍试图与他们和好相安，但却是徒劳的。因此，我们中国人民已经下定决心，尽可能采取和平措施，必要时拆诸暴力，以争取公平的待遇，并奠定远东和世界和平。”

 武昌起义后，随着大多数省份易帜，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以传统的政治思维来研判，革命党人当争取获得全胜，即便是议和也是以革命党人最终执掌政权为依归。孙中山则不然，他要计算为了实现共和所付出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而非何时登上总统宝座。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香港与胡汉民等辩论是否北上时明确表示：“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州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这里不仅计算出利用袁氏“贤于用兵十万”，且计算出袁氏若继续为恶，“覆之自易”，而其后的历史发展亦未出孙中山之意料。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在复袁世凯电文中再次强调了议和胜于战争的观点，成本总是与收益相联。孙中山在考虑降低社会成本时，当然考虑预期的收益。从孙中山一生两次重要的政治议和来看，虽未能全部达到议和的目标，但的确取得到不小的收益。孙中山晚年北上议和，虽未能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达到在北方点燃革命风潮的目的。北洋军阀毫无议和诚意，失去了民意与法理的支持，这为一年后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并最终由国民党统一全国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2.恪守法律的原则

    法律主义原则也是孙中山主张议和的重要出发点。议和双方达成协议固然不易，但重要的是确保协议的落实，以巩固议和成果。为此，必须使双方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应。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一个法制国家并努力遵循法律原则，寻求和捍卫政治活动的合法性。孙中山在对待临时约法时所表现出的严肃态度最为典型。

    辛亥议和，不只是在于达成推翻清帝，确保民国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同样是重要的内容。在南北议和期间，孙中山明确将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作为让位的先决条件。3月9日，孙中山特将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有关遵守临时约法的誓词通电全国。这里恪守法律原则有着双重含义，一是遵守临时约法，二是恪守议和时所作的承诺。

   孙中山在认识到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行真专制之实后，便领导了持续六年的护法运动。约法存，则民国立，谁破坏约法就讨谁。这正是一个典型的唯宪法主义者的政治思维。

    其实，孙中山对临时约法并不很满意。长期守护一个他自己并不满意的约法，恰恰说明了他的守法意识，因为它毕竟是经立法机关通过的！

    3.顺从民意的原则

    协商也好，暴力革命也好，都必须以民意为基础。对英明的政治家来说，不仅要敏锐地把握民意，而且要顺乎民意，不失时机地将民意上升为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为谋取民众的福祉而建功立德。

    孙中山作为一个现代型的政治家，对“政治”赋予了独特的含义：“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的拥有者就是人民的公仆。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文中明确表示：“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

    孙中山与袁世凯议和也是基于民意的考量。武昌起义后，“非袁莫属”的舆论盛极一时，其中确有民意的成份，袁氏作为晚清朝中屈指可数的汉族重臣，清末新政时期在直隶总督任内的确有所作为，也是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时值政局巨变，百姓也渴望有一位为各方所接受的能人收拾残局，恢复秩序，而袁氏不失为一个合适的人选。孙中山让位可以说是顺乎当时的民意。他在解职时也说：“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此皆中国国民及全国军人之力所致。”

    孙中山晚年北上议和同样是基于顺乎民意的原则。民意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实行和平统一；为了采纳民意，他还有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国事。

   孙中山政治思维的形成：人的思想与思维特征的形成往往与其早年接受的教育与生活背景关系甚大。孙中山与同时代的革命家不同，他长期接受西式教育，并笃信基督教，又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长期生活。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成熟的民主国家之一，其守法观念与解决国内政争时的非暴力主义原则不能不对孙中山产生影响。法治与人治，非暴力主义与黩武主义正是现代民主国家与传统专制帝国的差别所在。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民主法治国家，其价值取向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政治家在解决国内政争时不仅守法和崇尚和平，而且对权欲表现出大度的胸怀。大凡政治家无不有权欲，但通过票选一旦失去权位通常能尊重民意，坦然接受竞选失败的事实，并向获胜者致以祝贺。西方政治家的这种人格对长期生活在西方的孙中山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孙中山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政治思维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不多见的，唯其如此，他的许多举动也不为时人所接受，这也是导致他多次碰壁，失败多于成功的原因。但是，孙中山在政治上的失败并不能否定此种政治思维的合理性。

旺楚克还政于民

位于中印之间、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国，推出了一套衡量幸福感的“国民幸福总值”（ 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这个指数概念由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创建，之后“幸福感”理论很快就得到了举世公认，在成为许多国家考量政府的执政能力的同时，也成了不丹在世界范围内的代名词。

不丹国民很有幸福感，这种感受除了来自人们对生活的满足，还有他们对世外桃源般家园的依恋，那里无山不青，无水不绿，美丽宁静，民风朴实，素有“最后的香格里拉”之称。尤其是国王旺楚克登基以来，勤政爱民，经常亲自驾车到全国考察民情。他推行“全民幸福计划”，向全体国民提供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和住房供给制，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均等的发展权。没有人炫富，也没有人欺穷，更没有乞丐、娼妓、毒枭、奸商。为保护环境和文化古迹，每年都严格限制入境观光人数，并立法规定国土的森林覆盖率，联合国环境署将2005年的“地球卫士”奖颁给了不丹国民。如今不丹不仅在人均GDP方面领先南亚诸国，而且国民的幸福感更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也许对于生存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环境中的人来说，不丹人确实不可思议，他们很像生活在原始部落。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人均年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却是现实中的人间乐土，国家每制订一项政策都考虑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以致让许多到过那里的人都感觉像回到了心灵的家园。

当然，以上所言融汇了世界各方传媒对不丹的描述，至于他们是不是物质与精神之间保持着平衡，是不是如传闻中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不是“绿水青山蓝天红色的喇嘛庙”，也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往往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重叠。就像是对陶渊明心态的解读，也许是世人对这个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褶皱里的小国不太了解，以没有被工业化污染侵蚀的环境抒发情怀，寄托自己的美好情趣。与其是这样，还不如说更像是虚构了一个与黑暗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

1972年辛格继承王位时，只有17岁——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国王。然而，在他登基后，一贫如洗的不丹却发生了巨变——道路、桥梁、学校和医院等现代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4个大型水电站保证电力自给自足的同时，还向印度出口，成为不丹最大的收入来源；国民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不顾众人反对，辛格还开放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市场，打开了不丹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在当地，可以看到33个外国台，其中包括中国的中央电视台9套和西藏电视台1套。现在，从电视上看美国大片、中国功夫片、印度电影以及日本NHK和韩国阿里朗等综艺节目，已经成为不丹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消遣。

　　正当名望渐至巅峰之际，辛格突然于1998年宣布不再兼任政府首脑，并将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三年后，辛格又要求大臣委员会筹备宪法，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高效的政治体制。准备今年年底付诸全民公投的宪法草案规定，尽管国王仍是不丹的最高元首，但议会拥有对国王进行弹劾的权力，只要投票超过三分之二，国王就必须下台。去年年底，辛格提前把王冠交给了儿子凯萨尔，在这之前他已经宣布2008年举行首次全国大选，组建民选政府。

与一般君主制国家转型不同的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不丹国王本人。民众爱国王，国王爱民主“为了实行民主，不丹四世国王辛格和儿子、年底将正式登基的五世国王凯萨尔走遍了不丹的每一个村庄，向自己的臣民说明民主制对不丹未来发展的必要性，讲解‘管理国家，众人比一人合理’的重要性。” 虽然已经退位，但四世国王辛格仍深受不丹人爱戴。国王本人想得更远，在谈到为什么要实行议会民主制，辛格解释说：“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尽管“不丹模式”注重物质与精神结合，但在全球化浪潮下，现代化生活冲击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既然不丹不是封闭的王国，国民有手机有电视，也就会有形形色色的好奇和欲望。因此，单向标举环境的秀美和民风的古朴似乎有刻意营造感染力之嫌。事实上，不丹今日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不仅是他们具有追求平等、祥和的民族精神，以及美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世道人心，更重要的是贯穿在这些表象之中的主线——旺楚克国王及其卓尔不群的治国理念。

2008年3月24日不丹举行国民会议选举，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历史上首个民选政府，此次选举意味着国家政治体制将由原来的君主集权制改为议会民主制，而推动这一重大国体变革者却不是国民的呼声和民众的力量，正是不丹王国的老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特权的领导者主动还政于民，不用说在一个封建文化积淀颇深的国度难以令人置信，就是在号称“民选”政府中也十分罕见。然而，在旺楚克看来，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比王位更重要。他利用自己的威望说服臣民，主动解散内阁，宣布自己不再兼任政府首脑，主持起草并签署了不丹历史上首部宪法草案，根据这部宪法，不丹不仅建立起了两院制议会，还提出国王到65岁或议会通过不信任案，应主动下台。

旺楚克的言行超出了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想象空间，在国内外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数千年来，无论是大规模的战争还是个体性质的杀戮，也无论是野蛮的殴斗还是文明的竞选，说到终极无非是权利欲的延伸。虽然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舍“国”取义的宋襄公，苟利于民的华盛顿，但从总体上看，古往今来更多的是权贵主义心态下的结党营私，以及弑君杀子、篡权谋位的封建政权更替。直到今天，世界上也不乏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相互争斗的实例。他们的手中虽然已没有了王权，党派利益却远大于国家利益，封杀言论、亵渎民权，其专擅思维比王权更可怕，为了自己的权利甚至不惜陷国民于连年战乱和民生灾难之中。

从这个角度说，今天不丹的国民确实很幸福，不仅有与生俱来的公民自由权，还有一个天赐的开明君主。说旺楚克是“天赐”，是因为他的见识不同凡响，为了国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安定发展，他宁愿让出王权也不将家族和集团的利益置于国民利益之上。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真心为民的政府，不论秉承什么国情特色，不论是否遵循民意，顺应人类文明的发展才会被世人尊敬，也才能使民心所向。同时，也标志着不以金钱为主导的发展才是人类文明最健康的发展。

虽然不丹人对民主制度相对陌生，担心政党之间的明争暗斗葬送自己的幸福生活，也有不少人认为民主不适合他们的国情，但他们的国王明白，如果永远被世界文明排除在外，无异于闭关锁国。也就是说，被动隔离于世和自绝于世没有什么两样。旺楚克说：“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正是这样的心态，铸就了不丹天堂一般宽阔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性格。这里没有战乱，没有民生疾苦，没有贫富差距，没有朝代更迭的阵痛，更没有欺世盗名的理论学说，连国民的不情愿也建立在了幸福之上。

旺楚克说：“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正是这样的心态，铸就了不丹天堂一般宽阔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性格。

                     (感怀国家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协商与民主)    汪洋一帆 

钱学森------眼界放在宇宙宏观未来探索------以理论为基础,接受了良好的系统教育.

比尔盖茨------眼界放在微观领域现实开发------以实践为基础,接受了不太完整的教育.

这是我对两位前辈的总体认识，他们都是我崇拜的偶像

这两位前辈都有一种品质------谦虚------  

钱学森个人资料

一、生平简介

钱学森，中国科学家，火箭专家，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浙江杭州市人，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来到北京，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习。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47－1955年间任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10月冲破种种阻力回国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
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6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二、科学成就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应用力学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②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③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④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⑤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⑥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⑦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 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⑧人体科学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三、趣闻轶事
①魂系中华赤子心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1995年10月8日从美国回到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旅行社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
钱学森于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回国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到来了。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过了5天就是我国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一天，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欢度这一佳节，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并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正当此时，朝鲜大地燃起了战争的烽火。作为挑起这场战争的美帝国主义，在它的国内，正在掀起一股疯狂反共的政治逆流，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的人员进行审查和威胁性审查的事件。这股逆流毫无例外，也波及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但是，钱学森已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准备一去不返。他会见主管他的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准备立即动身回国。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还叫嚷什么：“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
不知情的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办理好回国手续，买好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搬运公司装运。然而，就在他们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也就是1950年8月23日午夜，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
钱学森被迫回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事情远非如此，9月6日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种种折磨。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30磅。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出来。
从此，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然而，钱学森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反而更加炽热。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他坚持斗争，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离开美国回国的要求。
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那5年间他没有停止钻研他所热爱和献身的科学事业。当时，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祖国的国防建设有关，想通过滞留他来阻拦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当钱学森知道这点后，感到万分气愤。于是，他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新专业进行研究，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经过努力，于1954年用英文写出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与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与国防建设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就是了。
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斗争，也得到祖国的关怀和支持。1954年4月26日，印度支那国际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接触。在接触中，王炳南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其中包括科学家钱学森。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摆脱特务监视，在寄给在比利时亲威的信中，夹带了一封书写在香烟纸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里。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王炳南大使按照周总理的授意，以钱学森要求回国的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交涉，迫使美国政府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他的夫人和两个幼儿终于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了洛杉矶，驶向地处东方的祖国。
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89年8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见了钱学森，祝贺他获得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的奖励和称号，认为“钱老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是钱老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是中国科学技术工程人员的光荣”；钱学森的经历，“体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品德”。
1981年秋至1982年夏，钱学森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朋友的多次通信，是他品格的一个方面的真实生动的写照。他说：“不知我们的社会科学家有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即中国知识分子在历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我想这个工作对实现四化是个准备。”“我认为一件正事是请您们考虑的中国知识分子史，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写，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及其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伟大历史任务。”“因为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从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走向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从而结束几千年来的一贯状态。这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吗？所谓一贯状态是：知识是需要一个人全部精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再从事行政管理，当官、当资本家。一句话，历史上知识分子既不是象劳动人民那样受剥削压迫，也不是象统治者那样剥削压迫人，是一个阶层。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过去只能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所以受统治阶级驱使控制，没有什么自由。……而另一方面，历史上知识分子既然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不为农民所信任。……但这些都是非变不可的。第一有党的政策，而根本的是，不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那么四化就不能实现。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历史要创新了。对知识分子自己讲，戊戍政变可能是个重大的转变，觉悟到老一套有问题了，然后才有‘五四’运动，……这样一部伟大的历史，您们不想写吗？您们听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豪呼声吗？”钱学森以一生的实践，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创新过程，并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格。丁衡高将军称赞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钱学森是一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去过那里。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纽约给他授奖，他都没有去。钱学森对美国人民、美国科学家同行怀着十分友好的情感，他出于什么考虑此生此世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国土呢？1985年一位美国朋友针对“钱学森访美”问题向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人说过：“在美国移民局的案件中，钱当初可能算是驱逐(deport)出境的，因此必须经由某种特赦的手续才能入境。这就必须要你和韩大使出面的地方。真的这样做又得向美国政府求情，或是无形中承认他们当初的措施是对的，这一点在钱的心里必不满意。”钱学森1985年3月9日给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对此作了十分坦白的回答：“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品格，正是江泽民总书记称赞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③科学火炬的传递者
钱学森一直坚持给来信求教的中青年人用工整的字迹亲笔回信，也一直坚持用工整的亲笔信与许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探讨问题与提炼思想。书信是钱学森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以及吸取科学成果来不断深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途径。钱学森在给何祚庥的一封信中说：“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已经吵了五十多年了，还没有解决，近来验证了贝尔(Bell)不等式，问题更严重了。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应该投入这一研究，并比较满意地解决它，也在此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1986年1月7日开始，钱学森亲自领导了“系统学讨论班”的科学活动。参加讨论班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航空航天工业部等单位。钱学森在讨论班开始时向这群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要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把它作为建立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一切系统的一般理论——“系统学”——的构筑材料。讨论班强调学术民主，实事求是，错了就改，讨论中大家一律平等，这是冯·卡门所倡导的“学术民主”传统的发扬。钱学森亲自确定讨论选题，几乎参加了讨论班的每次活动，每次都作启发性或质疑性发言。直到今天，讨论班的活动经久不衰。这个讨论班已提炼了系统学的一些基本思想，提炼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锻炼了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创造性思维能力。这个讨论班体现了钱学森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也体现了钱学森具体培养科学事业接班人的不倦精神。
在1979年3月15日召开的全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钱学森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思想，并且提出“科学文学艺术”概念来丰富与发展科普事业的内涵。他说：“我们大家所习惯的世界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世界中最普通的一个，科学技术人员心目中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文学艺术家们用他们那些最富有表达能力的各种手法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这里的文学艺术中，含有的不是幻想，但象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惊险故事，但很惊险。它将把我们引向远处，引向高处，引向深处，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发扬提高。”钱学森历来主张，一个有责任感的科技工作者应当把科普视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够向非该专业的或不在行的人说清楚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他的学习和知识就是不完全的。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要会写学术论文，同时也应该会写科普文章，要把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写得通俗易懂，人们爱看，才算够格。钱学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节目的忠实听众，是高级科普杂志美国《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英国《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的长期读者。他在一封书信中说：“在中国科普作家中我喜欢高士其同志的作品。在外国科学文学家中，我喜欢美国的Rachel L.Carson.她有三本书：Under The Sea—Wind，The Sea Around Us和The Silent Spring，后者有中译本，叫《寂静的春天》。她的作品是把科学与文学中的散文溶合在一起。这些中外作品都可称科学文艺中的珍宝。当然，还有再高一级的东西，那就是在科普作品中用科学幻想预见若干年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这就是奇珍异彩了。例如，E.薛定谔(Schrodinger)的《生命是什么？》，他预见了二十年后的诺贝尔奖金项目遗传密码之所在。我向往的，是这类高级作品，它们代表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光辉前景。”
钱学森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来促进科技界的新陈代谢。1980年12月他在刚满69岁时向原国防科委领导呈递的报告中说：“明年我将是七十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在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我理应让贤。所以我再次请求组织，让我明年退休。”在这个报告中，他十分严肃负责地向组织推荐了可以接替他工作的人选。不再担任技术领导职务后，一旦他在国防科技工作直至整个国家科技工作方面有所发现，他就积极地向领导机关乃至向国务院提出建议。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再次提出关于建立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建议，以及关于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许多重要建议。
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他把科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由于钱学森对科学事业的重大贡献。人民感谢他，并给予了他应有的崇高荣誉。 

钱学森的两句英语名言

钱学森先生在交通大学读书时，教他们的金老师每次总要给一个难题(a very tough problem)，目的是让学生警惕自满情绪(not to be self-satisfactory)。钱做对了全部六道题（第六题是难题），金把钱的试卷昭示全班同学，说要给满分，100分；钱却要求老师扣分，因为在一个连等式中漏了个下标。最后金老师给了他96分。钱的宗旨是：学无止境—— Knowledge was boundless。

　　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这和他后来的“ Nothing is final !!! ”是一脉相承的。

　钱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以后，被导师卡门留下当助手。卡门正在研究解决全金属的薄壳结构的飞机，但是薄壳结构在外压下容易垮瘪失效，当时没有好的理论来预测导致失效的临界压力值。于是，卡门让钱研究这个问题。钱努力工作，反复推敲，前后写了五份演算文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自己，每次都是推倒重来，直到第五次，才感到满意。文稿总共800多页，但是发表的文章却只有10页。当他把第五次的文稿装入文档袋后，在封面上写上“Final”（最后的定稿）；但是他又很快地意识到不妥，又在旁边添加了“Nothing is final !!!”（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其中富含哲理，说明真理的相对性，科学家追求真理是永无止境的。

比尔盖茨个人资料

比尔-盖茨是微软公司主席和首席软件架构师。微软公司在个人计算和商业计算软件、服务和互联网技术方面都是全球范围内的领导者。在2002年6月截止的上个财年，微软公司的收入达283.7亿美元，在7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全球的员工总数超过50,000人。    

盖茨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和两个姐姐一块在西雅图长大。他们的父亲，William H. Gates II，是西雅图的律师。盖茨已故的母亲，Mary Gates，是学校教师，华盛顿大学的董事以及United Way International的主席。

盖茨曾就读于在西雅图的公立小学和私立的湖滨中学。在那里，他发现了他在软件方面的兴趣并且在13岁时开始了计算机编程。

盖茨从小欢快活泼，是一个高能量的孩子。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在摇篮里来回晃动。接着又花许多时间骑弹簧木马。后来，他把这种摇摆习惯带入成年时期，也带入了微软公司，摇动了整个世界。

盖茨自小酷爱数学和计算机，在中学时就成为有名的“电脑迷”。保罗·艾伦（PaulAlan）是他最好的校友，两人经常在湖滨中学的电脑上玩三连棋的游戏。那时候的电脑就是一台PDP8型的小型机，学生们可以在一些相连的终端上，通过纸带打字机玩游戏，也能编一些小软件，诸如排座位之类的，玩起来得心应手。

1972年的一个夏天，年龄比他大3岁的保罗拿来一本《电子学》的杂志，翻到第143页上，指着一篇只有十个自然段的文章，对比尔说，有一家新成立的叫英特尔的公司推出一种叫8008的微处理器芯片。两人不久就弄到芯片，摆弄出一台机器，可以分析城市内交通监视器上的信息，于是又决定 成立了一家命名为“交通数据公司”（TrofOData）的公司，不过，两位少年的游戏很快结束了。1973年比尔上了哈佛大学，保罗则在波士顿一家叫“甜井”的电脑公司找到一份编程的工作，两位伙伴经常会面，探讨电脑的事情。1974年春天，当《电子学》杂志宣布英特尔推出比8008芯片快10倍的8080芯片时，比尔和保罗已认定那些像PDP8型的小型机的末日快到了。他们在新芯片背后已看到了对每个人来说堪称是完美电脑的辉煌前景：个人化、适应性强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超出个人购买力。一句话，英特尔的8080芯片将改变整个工业结构。盖茨在软件业堪称头号人物，以其个人资产衡量也属世界首富。盖茨的成功是商业达尔文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联姻下的奇迹，也是自由竞争和市场强权双重杠杆游戏下的神话。不容否认，盖茨在经营微软时确有过人的能力，并有许多好的管理方法值得学习，但也应客观地看到，在盖茨的背后，实际是由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软件人才们撑起了微软帝国。

1973年,盖茨考进了哈佛大学.在和现在微软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结成了好朋友。在哈佛的时候，盖茨为第一台微型计算机–MITS Altair开发了BASIC编程语言的一个版本。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盖茨离开了哈佛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他与孩提时代的好友Paul Allen在1975年创建的微软公司中。在计算机将成为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中最重要的工具这样信念的引导下，他们开始为个人计算机开发软件。盖茨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个人计算的先见之明成为微软和软件产业成功的关键。在盖茨的领导下，微软持续地发展改进软件技术，使软件更加易用，更省钱和更富于乐趣。公司致力于长期的发展，从目前每财年超过5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就可看出这一点。

盖茨是很喜欢竞争的人，他享受辩论，就想听到不同观点，又总是想赢。 可是好胜心和好奇心并没有影响他最终成为一个谦虚的人,，提到盖茨的特质第一个反应就是谦虚，或者说率真。但是，这位爱辩论的谦虚的天才并非无往而不利。事实上，他在40岁之后就开始隐藏自己天才的锋芒，完成这种退居幕后的转变并不容易。可以说这种转变是艰难的。当他把CEO的位置让给鲍尔默后，有时盖茨听到鲍尔默的观点也并不同意，可他一次次忍住了就是没有站起来，他努力让自己从好胜变得谦和。

在盖茨转变的同时，IT创业史正在经历新的时期，企业不再只是需要“蓝图式的”宏伟的技术命，很多创新需要先做了再说，微软也决定重新开始，这个时代很快将被另一批天才主导。在40岁的时候，盖茨意识到人生在世的价值不是拥有多少而是留下多少，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哪怕只是想到这一点，更谈不上做到了。盖茨的谦虚对他自己的人生态度有不小的影响

1999年,盖茨撰写了《未来时速》一书，向人们展示了计算机技术是如何以崭新的方式来解决商业问题的。这本书在超过60个国家以25种语言出版。《未来时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被《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和Amazon.com列为畅销书。盖茨的上一本书，于1995年出版的《The Road Ahead》(未来之路)，曾经连续七周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盖茨把两本书的全部收入捐献给了非赢利组织以支持利用科技进行教育和技能培训。

除了对计算机和软件的热爱之外，盖茨对生物技术也很有兴趣。他是ICOS公司董事会的一员，这是一家专注于蛋白质基体及小分子疗法的公司。他也是很多其它生物技术公司的投资人。他还成立了Corbis公司,它正在研究开发世界最大的可视信息资源之一–来自于全球公共收藏和私人收藏的艺术及摄影作品综合数字档案。此外，盖茨还和移动电话先锋Craig McCaw一起投资于Teledesic。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计划使用几百个低轨道卫星来提供覆盖全世界的双向宽带电讯服务。

对于盖茨来说，慈善事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和妻子已经捐赠了超过24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基金，支持在全球医疗健康和教育领域的慈善事业，希望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这些关键领域的科技进步能使全人类都受益。到今天为止，基金已经将25多亿美元用于了全球的健康事业，将14亿多美元用于改善人们的学习条件，其中包括为盖茨图书馆购置计算机设备、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低收入社区的公共图书馆提供互联网培训和互联网访问服务。此外将超过2.6亿美元用于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社区项目建设，将超过3.8亿美元用在一些特殊项目和每年的礼物发放活动上。

BILL Gates和Melinda French Gates于1994年1月1日结婚。他们有三个孩子。盖茨热爱读书，喜欢打高尔夫球和桥牌。

比尔盖兹的11条人生建议

    一、人生是不公平的，习惯接受吧。 

　二、这个世界并不在乎你的自尊，只在乎你做出来的成绩，然后再去强调你的感受。

    三、你不会一离开学校就有百万年薪、不会马上就是拥有公司配属手机的副总裁，二者都必须靠努力赚来。

    四、如果你觉得你的老板很凶，等你做了老板就知道，老板是没有工作任期保障的。

    五、在快餐店打工并不可耻，你的祖父母对煎汉堡有不同的看法：机会。

    六、如果你一事无成，不是你父母的错，所以不要对自己犯的错发牢骚，从错误中去学习。

   七、在你出生前，你的父母并不像现在这般无趣，他们变成这样是因为忙着付你的开销、洗你的衣服、听你吹嘘你有多了不起。所以在你拯救被父母这代人破坏的热带雨林前，先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间吧。

    八、在学校里可能有赢家输家，在人生中却还言之过早。学校会不断给你机会找到正确答案，真实人生中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九、人生不是学期制，人生没有寒暑假，没有哪个雇主有兴趣帮你寻找自我。请用自己的时间来做这件事。

    十、电视上演的并非真实人生。真实人生中每人都要离开咖啡馆去上班。

    十一、对书呆子好一点，你未来很可能就为其中一个工作。

比尔盖兹的管理风格

微软能有今天的特殊成就，必须归功于比尔-盖茨的独特管理风格。他坚持雇用顶尖的人员做事 ，以全公司的前途做赌注，鼓励员工正视失败并不断向成功挑战。

一、雇用最佳人员：

最佳的管理制度必须有赖最佳的人员去建立，因此员工的素质高低影响管理的成败最大。盖茨深知这项道理，因此微软长期一直都是只雇用5%最顶尖的人才。 微软所谓最顶尖是指在不同工作领域中最优秀的对象，譬如商品经理和程序设计师在职务和工作的内容上自然不同。微软关心的不是人员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因为知识很容易获得，也不是人员在校成绩好坏，微软需要的人才必须是最精明的，勤于动脑和思考，因为只有精明的员工才会很快改进错误，用各种方法改善工作，节省公司的时间和金钱。

微软的用人政策一向严格，面试过程足以让其它公司借镜。虽然应征人员是由人力资源部门统筹，人员的面试和决定却是由应征者将要加入的部门负责。应征人员通常会由4到5位未来可能一起工作的人员做一对一并进行长达1个小时的质问。譬如应征技术人员者会被询问几个有关程序设计的问题，并且要求立刻写出简短的程序作答；若应征程序设计部门经理，面试者会提出某些状况要求应征者回答如何处置，若回答太笼统则会被要求回答得更详细。

面试的重点着重在应征者是否具有思考能力？譬如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全美有多少加油站？答案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如果应征者连想都不想就说不知道，这个人马上就被判出局，因为面试者想要知道的是应征者如何思考和解决问题。如果在应征者通过层层面试，最后还要经过部门主管也是长达1个小时的审核，才能做最后的决定。

由于微软的高标准用人政策，因此人员素质都非常高，彼此激发，使得整个团体的表现都非常好。因此，不管你的公司用人由谁做决定，都必须坚持雇用最佳人员的原则。

二、以公司前途做赌注：

由于盖茨相当自信他拥有第一流的人才，因此他也一直愿意以公司做赌注。每一年在公司的集会上，盖茨总是会发出同样的讯息：“我们把公司的前途赌在窗口上或我们把公司的前途赌在网络上。”当盖茨以公司做赌注时，他是绝不允许失败的，甚至为了争取在新市场拔得头筹，他会砍掉正在赚钱的金牛。譬如，微软最早是以MS-DOS起家，占有80-90%的软件市场，是微软最赚钱的商品，但是DOS被窗口所取代，不是由于竞争者的威胁，而是自我的更新。每一次微软拥有一个市场，就不断向自我挑战，推出更新的商品。

微软领先市场的2项启示：第一是如果企业不肯推出更新的商品取代自己的商品，别的企业就会取代你；第二是面对产业的更新，谁能领先改变，谁就能掌握先机。

三、预期员工会失败：

把公司的前途赌在正确的商品和机会上，使得微软在各种市场的转变中都非常成功的领先，但很少人知道，微软的成功是勇敢接受失败。许多大企业都不容许失败，以致许多员工明知计划不可能，注定要失败，也不肯说出真相，只是把整个案子一直拖延着。在微软刚好相反，失败早在预期中，管理阶层会提拔曾从失败但勇于负责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从失败中记取教训。

在微软，即使成功的案子也要了解成功的原因。因此，当一个计画完成，就会举行检讨会，会中所有人都可以在坦诚不带任何批判的气氛下检讨他们所犯的错误，做为以后改进的参考。

微软的员工对他们进行的工作有权做任何决定，因此他们的决策非常迅速，同时每当他们要提出一项建议时，也必须提出其它适合的替代方案，并列举优缺点。这样做的用意是要训练员工的思考能力，如果事先都将可能的状况和问题考虑过了，当原案失败时，就可立即采取替代方案，不会措手不及。

四、经理要会做部属的工作：

虽然员工有充分的自主权，但并不意味他们和主管脱了节，事实上微软各部门的经理都充分了解他们部属的工作，而且几乎没有例外，每位经理都会做部属的工作。

微软的经理最重要的条件是具有专业知识，其次才是管理和带人技巧。在微软升迁完全决定在个人能力，而非年资。因此，微软的经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工作做好，只有工作表现最好的经理才能获得升迁，工作表现不力的就被淘汰，因此竞争非常激烈。

一个真正好的公司无疑要从选用最好的人才开始，然后要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创造一个良好的组织气候，公司的信念和价值观溶入在细微的管理作为中，让员工得以充分发挥和伸展，维持高昂的士气，发挥团队的精神，这就是以微软为例所要阐释的真义，可以作为每个企业的准绳。 

(仅以此文送给即将告别校园生活、走上工作岗位的朋友们!)    汪洋一帆

1、神舟一号飞船于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新型长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次日15时41分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

2、神舟二号飞船于2001年1月10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在轨飞行7天后成功返回地面。她是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飞船由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三个舱段组成。与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相比，神舟二号飞船的系统结构有了新的扩展，技术性能有了新的提高，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回收地点：内蒙古中部  

3、神舟三号无人飞船于2002年03月25日22时成功发射并于4月1日顺利返回。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艘完全处于载人状态的正样无人飞船，表明中国航天已掌握了天地往返技术，并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回收地点：内蒙古中部

4、神舟四号无人飞船于2002年12月30日凌晨零时四十分从酒泉起航，十多分钟后成功进入太空预定轨道。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行的第四次无人飞行试验，也是“神舟”飞船在无人状态下考核最全面的一次飞行试验。2003年1月5日回收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回收地点：内蒙古中部

5、2003年10月15日九时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从酒泉起航,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 神舟五号

2003年10月15日9时整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21小时后在内蒙古中部四子王旗回收

6、神舟六号2005年10月12日九时,“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承载两名航天员从酒泉发射升空.5日后返回115小时33分钟后回收 发射地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回收地点：内蒙古中部四子王旗

发射： 北京时间2005年10月12日 09:00:00

起飞： 北京时间2005年10月12日 09:00:03.583

着陆： 北京时间2005年10月17日 04:33

飞行时间： 115小时32分钟

轨道： 76圈

高度： 343千米

外观： 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是中国神舟号飞船系列之一。“神舟六号”与“神舟五号”在外形上没有差别，仍为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的三舱结构，重量基本保持在8吨左右，用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进行发射。它是中国第二艘搭载太空人的飞船，也是中国第一艘执行“多人多天”任务的载人飞船。

7、神舟七号

【“神七” 设备】

宇航服、出舱背包、航天员：确保太空行走进行

我国载人航天计划的第二步和随后的第三步计划包括，开展航天员出舱活动试验，进行空间交会对接，发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专家解释，航天员出舱活动试验，就是航天员从新型的“神舟”飞船的密封舱出来进行太空行走。自1965年前苏联航天员走出“上升2号”飞船在太空停留了24分钟后，至今美俄两国航天员共进行了近250次舱外活动，累计在舱外停留的时间达1000多小时。

“航天员进行太空行走的目的，是为了维修、装卸、更换和回收航天器及航天器的外部设备。”专家称，“神舟七号”将具备航天员太空行走的几项必备条件。首先，会提供航天员在舱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舱外航天服，它具有防微流星、真空隔热屏蔽、气密、保压、通风、调温等多种功能，航天服的手套既密封又灵活，头盔透明密封。其次，出舱背包有控制系统和通信系统，其控制系统配有的喷气装置使航天员可以借此控制行走方向。据悉，航天服和背包构造复杂，技术难度大，造价昂贵，美国生产的一套航天服约为150万美元。第三当然是必须拥有技术操作熟练、身体健康、心理素质稳定的航天员。

【“神七” 设计】

各种要求比“神六”都高一些

“神舟五号”时，我国的载人航天还只是对一人一天上太空的考核，当时杨利伟仅待在返回舱里，轨道舱的舱门是紧闭的。此次“神舟六号”虽然在外形上与“神舟五号”几乎一样，不同的是，两名航天员将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从事多人多天的空间飞行作业程序。专家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两名航天员就是在‘一室一厅'里活动。”而到了“神舟七号”，航天员除了在“一室一厅”里活动外，还将走出“厅”，从轨道舱侧面的窗口出来在太空行走。

据介绍，“神舟七号”对航天员的生命保障系统、出舱设备、结构气密性要求更高，因此“神舟七号”会在外形上与“神舟六号”有明显的不同，相关系统也会有所改变，特别是轨道舱。

通常飞船发射上太空后，航天员在进行出舱活动之前，会先在气闸舱内进行2-3小时的适应性准备，在气闸舱内穿戴好舱外航天服，背上背包，带好用品。实行太空行走的航天员所穿戴的航天服体积庞大，地面重量就达125公斤，根本不像在地面穿衣戴帽那么容易，必须在其他航天员的帮助下才能穿上。“所以‘神舟七号'时上天的航天员起码得两人，这样可以相互配合，至于会有多少人出舱活动则未定，估计会是一人进行太空行走。”

【“神七” 训练】

航天员在水池里模拟失重现象

据悉，“神舟七号”时的太空行走对航天员的考核要求更高。由于航天服内的压力比正常情况下低，有可能会使人体组织内的氮气释放，在血管内形成气栓，导致减压病，甚至危及人的生命。因此航天员在穿好航天服以后，必须在气闸舱内充分吸氧，协助工作的航天员回到内舱（即轨道舱），关闭内舱门，然后气闸舱开始泄压到真空，与飞船外的真空状态保持一致，此时航天员可以出舱活动。而完成舱外任务回到舱内时，还要对航天服进行一定的减压，再对气闸舱充气。

“航天员出舱活动是一项高难度、高风险的活动。”专家介绍，“神舟七号”时的太空行走要求航天员必须在地面做充分的试验和训练，其地面训练一般在一个对比重有一定要求的中性水池里进行。这种水池通常建在大型的试验房里面，把航天器放在水池中，利用水的浮力模拟太空的失重现象，然后航天员在水池里面进行出入舱和舱外操作训练。

【“神七” 发射】

神舟七号将在什么时候发射？中国第三次载人航天飞行何时圆梦?发射时间：08年10月第三周。 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中国“极有可能”在金秋10月内的第三周，即从10月12日至18日七天内，选择确定一个72小时(即三天)的时间段作为最佳窗口期，择机发射“神舟七号”，实现中国航天员的首次太空行走。

神舟七号的发射地点在哪？ 依然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神舟七号的宇航员是谁？ 还暂时未对外公开。按照设想，执行“神七”任务的3名航天员中，将有1人是执行过飞天任务的人,但还没最后决定!

我国的第五大发明

我国著名的钻探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新中国探矿工程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刘广志院士向网友们介绍了钻探技术和发展历史。钻探技术发源于中国四川，其首要作用是找水喝，其次是找盐吃。钻探技术堪称是我国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

首先大家都有这个常识，打井就是为了吃水，其次是找盐吃。人类缺了水和盐都是不行的。由于四川地处内地，不像华东这些省份，沿海的人吃盐都很随便，所以，在很久以前，四川人就千方百计的想找盐，他们从找盐就发现了冲击式的钻探。有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钻探的书，这本书上说，在1700年以前，中国人打了1万多口井，深度都超过500米，目的就是取盐。

钻探技术起源于中国，这个不仅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么认为，而且很多外国科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钻探技术可以称为在我国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

钻探技术的发明是对世界的一个大贡献。国外的一些专家曾经认为，古代钻探的方法是经过了萌芽、诞生、技术突破、成熟之后才传到西方的，特别是传到美国和英国。古代钻探技术的发展对世界开发石油，开发天然气，开发岩盐、开发卤水井都起了启蒙、奠基、创新的作用。从而改变了人类的燃料结构和食物结构。

起初钻探技术是为了找水和盐，后来钻探技术经过发展，便用来开采石油，开采各种各样的固体矿产。解放以前，我们中国很可怜，只有12台小型的地质钻机，其中还有6台是日本遗留下来的破烂儿，有的齿轮、通用部件都偷着卖了，还有六台是我们从美国进口的另外六台加起来一共12台。1935年我们打过一口最深的一口井深达1001.42米，那个时候用的冲击式的钻探能打这么深的井，在世界上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中国现在有近2000台钻机在行动，有5万多工人在工作，规模很大，已经居世界首位。

中国古代新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是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种论说，是指古代中国对世界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一般是指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又有专家称：中国古代新四大发明——中医、天文、数学、印刷。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早已妇孺皆知远播海外，近日中国学者进一步提出，在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之外，中国古代还有许多发明对人类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堪与四大发明媲美。 

 著名科技史专家、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说，中国古代科技发明辉煌灿烂，光耀世界，中医中药、十进位值制、赤道坐标系、雕版印刷术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进程中作用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与四大发明同等重要，完全可以称之为新四大发明。 

中医中药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是其防病治病的实践技术。古代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医药学，1543年比利时医生维萨留出版《人体的解剖》一书后，将医学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上，使医学成为近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西医已经成为各国主要的医疗手段，世界各地古老的区域性、民族性的医药学大都融入现代西医之中，然而惟有中医中药建立起完整的医药体系，服务中华民族数千年，在西医传入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不仅在国内受到广大患者的信赖，而且在海外日益发展，现在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医中药，外国人也日益崇尚中医中药。中医中药当之无愧名列新四大发明之首。 

中国是数学古国，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九章算术》、《数术九章》是古代数学名著。古代世界各国曾经有十、十二、二十、六十等多种进位制，现在统一使用十进位值制。王渝生说，中国是世界最早采用十进位制的国家，在世界数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和百、千、万等字的合文来记数，最大的记数有二万多，记录了战争中歼敌、俘虏人数，以及牛羊头数。后来发展成筹算和珠算的逢十进一的十进位值制，是对记数和计算的革命性发明，其沿用至今。 

中国还是天文学古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